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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、剩余价值的创造，是由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所决定的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，决定了不同的剩余价值的创造。
剩余价值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内函和外延是不同的。在私有制的社会中和公有制的社会中，剩余价值的组成内容是不同的。尽管各国的会计制度国际趋同，但是在其具体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方法上各有不同。这必然会导致各国企业的剩余价值的构成内容，各不相同。
例如：工人工资与工农业总产值之间的占比不同、工会经费占比不同、税率尤其是所得税率的不同、资产成本构成不同、资产折旧摊销速度不同、各种期间费用的构成尤其是水电气费运输费的不同、金融负债及负债成本的构成不同、利润的构成不同、利润分配的不同、资本金构成的不同等。这一切都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剩余价值的构成内容及其比重的不同。
再例如：社会私有化程度，或者公有化程度的不同，都决定了权力控制带来的寻租收费的范围和规模的不同。如果空气、道路、水电等公共资源也被私有化或者公有化了，且被用来寻租和收费，则社会上的剩余价值的构成和规模大不同。
不同的社会秩序，尤其是社会稳定程度，决定了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寻租收费所形成的比价。无论是社会商品生产的前置寻租收费比价，还是其后置的寻租收费比价，都决定了社会商品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创造。因此，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各部门各阶层，都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。
剩余价值的构成和规模，是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商品生产和流通竞争而要争夺的最终结果，是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竞争力的体现。因此，对剩余价值创造的认识，要有国际观和全球视野，要有国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国家观和社会大观。
其次、剩余价值的创造，是社会先进生产力带来的必然结果。只要有先进的生产力，就必然带来更大规模的剩余价值；否则，社会上就没有先进的生产力，社会就不会快速发展。
再次、剩余价值的创造，是由资本家、工厂主慧眼识珠，敢于承担投资风险，勇于创新的生产劳动实践所决定的。没有资本家、工厂主慧眼识珠，敢于承担投资风险，勇于创新的生产劳动实践，尤其是投资使用或者投资发明先进的生产力，就不会有工人阶级的被雇佣劳动。雇佣与被雇佣的劳动主次关系不能被颠倒。
第四、资本家、工厂主不是天生的，任何人都有权利和机会成为资本家、工厂主。社会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了（当然平等是相对的，不平等永远存在。只是这种不平等的存在，才可能成是非和平经济学的理论源泉）。
最后，才是被雇佣的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完成了商品剩余价值的创造，且在资本家、工厂主支付完了契约工资及相关福利之后，剩余价值理所当然地归属于雇佣者所有，而不能归被雇佣者所有。这是契约精神及社会法律所决定的。否则就不是和平经济学了。因此，工人阶级对剩余价值创造的贡献，不能被夸大！
